红色巨谍罗青长（李嫄嫄）

作为中国老一辈的红色特工，罗的资历虽不如早期的“龙潭三杰”李克农、钱壮飞和胡底深厚，却是中国情报界承前启后的人物。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罗青长成为情报部门的主管，曾经参与侦破台湾特工暗杀刘少奇的阴谋，是海峡两岸谍战的主要负责人。这也是周恩来在临终前召见罗青长的原因。

罗青长的一生，几乎可以说是中共情报机构的浓缩史。

1938年，罗青长进入情报系统，八路军和延安根据地的军政机构正面临重大调整。当时，为了充实情报力量，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央社会部，负责统筹管理中央的情报和保卫工作。时任中央社会部部长为康生，副部长则是大名鼎鼎的“龙潭三杰”之首李克农。

此时，中共情报机构已经经历了两次重大改革。

早在1925年，中共就选派陈赓、陆留和顾顺章三人，前往苏联学习情报保卫专业。1927年之后，由于国民党方面实行白色恐怖，残酷镇压其控制区域内的中共人员。于是，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与国民党特务机构相抗衡的情报机构。

在这个背景下，由周恩来领导、向忠发和顾顺章指挥的中央特务委员会，成为当时隐蔽战线上的最高权力机构。中央特委下设特科，具备现代情报机构应有的主要职能。从1928年到1931年，特科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其中以“龙潭三杰”为代表的地下工作人员，成功渗透进国民党军政部门高层，将绝密的战略情报传回中央。

罗青长（左）与李克农（中）、杜长天

1931年，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后，中央特科的情况急转直下。由于顾顺章系特科的主要负责人，特科成员瞬间全部暴露，被迫进行重大改组。1931年到1938年，被视为后特科时代。周恩来决定斩断所有与顾顺章有关的情报关系，另外选派人员恢复情报系统，负责人是陈云、潘汉年和康生。陈云担任特科主要领导，潘汉年负责接手情报科的工作，而康生则主要负责原被称为“红队”的行动部门。

此时，周恩来已经意识到，早期经常使用的暗杀等恐怖手段，并不利于情报工作的展开。这不仅招致国民党特务机构的疯狂报复，也引起在上海的外国势力反感。各国租界的警察部门纷纷组建专门遏制中共红队行动的特殊警察部门，中共原本可以利用的租界掩护变得非常危险。

在此期间，潘汉年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此前他并未进入情报机构，职务是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潘汉年接手情报科之后，重新部署情报人员的工作守则——对于情报科总部的工作地点彻底保密，任何下线不得直接到情报科本部，联系也仅限于电话且不得讨论工作内容。每个工作人员均使用化名和代号联系，并且不定期更换。

这套工作流程一直是中共隐蔽战线的基本守则，在其后的地下工作中，成功避免因为少数人叛变而造成巨大损失。

中央社会部的成立，正是基于抗战的新形势而出现的情报机关。此时潘汉年、康生等人，已经成为经验丰富的老情报官员了，而罗青长正是此时被选派到中央社会部枣园训练班学习情报和保卫业务。

此前罗参加过了长征，主要负责宣传和作战方面的工作。枣园培训班是其进入情报界的第一步。根据罗援的回忆，他父亲曾经负责与后来被称为情报“后三杰”的熊向晖、陈忠经、申健三人联系。这似乎是情报界的上下线关系。但是理论上3个最高级的潜伏人员，不可能是同一个上线，这很容易被人一锅端。后来，一些关于熊向晖的记载也印证了笔者的推测——罗青长与熊向晖的第一次见面在建国之后，也就是说罗青长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上线”。

那么，他到底在解放战争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根据史料记载，罗随毛泽东、周恩来转战陕北，负责敌区情报工作和机要工作。毛泽东对当时罗青长汇报的情报颇为满意：“敌人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

罗青长夫妇于五十年代合影

由此可见，在解放战争期间，罗青长主要承担情报分析汇总的工作，负责撰写专门的敌情报告为指挥部门提供决策依据。在这个阶段，罗的工作更侧重于情报管理和分析。这表明了中共情报机构的新变化，此时获得的信息量大增，如果没有专门的情报整理和分析人员，无法处理这些海量信息。

如果没有经验丰富的情报分析人员，前方隐蔽战线的人员冒着生命危险传回的情报，很可能会被浪费。在现代情报工作中，情报被视为一种“产品”。情报员传回的情报，只是产品的“原料”。罗青长当时就扮演了制造情报产品的“工人”角色，而为他提供“原料”的正是熊向晖等高级卧底。不过，当时罗青长未必知道这些原料到底是谁给的。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央社会部被改编，1949年成立了情报总署，担任署长的是邹大鹏。邹大鹏与罗青长是两类人。如果说罗青长是职业情报官的话，邹大鹏则是典型的情报天才。

罗青长（后排左二）陪同周恩来总理会见回国访问的爱国人士缪云台（前排左五）一行

解放战争初期，时任大连社会部领导的邹大鹏已经预见到解放战争的胜利所需时间不会很长，对国外情报工作必须早做考虑。他向中央社会部提出相关的建议。经中央同意后，邹大鹏集中了一批精干的、有对外工作条件的干部，把开展国外情报工作列为该部主要任务。

他还物色了一批适合外派的干部和外国人，进行秘密个别培训。大量中国特工被派往目标国家，成立一套新的情报网络。由于邹大鹏的政治远见和得力的组织领导，海外情报工作局面很快打开。朝鲜战争爆发之后，邹大鹏曾经亲自对苏联表示，自己的情报网络已经渗透进入朝鲜半岛和日本，能够提供战争所需的情报支援。

1952年，情报总署这个机构成为历史名词。建国之后，社会部的保卫反特工作归入公安部，情报系统则分别归属军委联络部和情报总署。同年，彭德怀从朝鲜回国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基于朝鲜战争经验，中央军委需要进行重大的机构调整。此时，苏联专家建议中国效仿苏联，成立两个分别隶属于公务员系统和军方系统的情报机构，类似于苏联的克格勃和格鲁乌。李克农上将也赞同这个方案，于是中央调查部成立。

此时，中国隐蔽战线新格局基本已经搭建完毕，政务系统的中调部和军队的总参情报部，分别掌管了各自领域的情报管理工作。中调部从成立到1982年改组的整整30年，是冷战斗争最为激烈的时期。

罗青长（右一）陪同叶剑英委员长会见唐纳（左三）

罗青长在任副部长期间，曾经主持破获暗杀刘少奇的“湘江案”。这是非常典型的一次冷战阴谋。1963年，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出访柬埔寨。国内收到情报称，台湾特工人员将在东南亚地区刺杀刘少奇。罗青长临危受命，亲自担任前方安全领导小组组长，指挥和协调各方面力量挫败暗杀阴谋。

在罗青长领导下，当时派往柬埔寨方面的中国安全人员，不仅摸清了当地台湾特务的活动情况，更破译了他们的通讯密码，成功获得参与这次暗杀阴谋人员的名单。在外交人员的协调下，柬埔寨警方成功将台湾刺客擒获。刘少奇一行也完成了对东南亚国家的外事访问。

这是罗青长最惊险的一次行动。此次行动地点在国外，敌情威胁严重又涉及到外交等诸多因素。

1969年11月，由于政治原因，中调部成为总参谋部情报部的一部分。在“文革”期间，该机构大量人员遭到迫害，邹大鹏被康生迫害而死，前部长孔源被下放。罗青长成为中调部唯一剩下的高级领导，合并到总参之后担任副部长的职务。

1973年，中调部再次从军队系统中剥离出来，重新归入中共中央直属单位的工作序列中。罗青长出任中调部部长，也是最后一任部长。1982年，中调部被改编成国家安全部，罗结束了自己的情报主管生涯，成为中顾委成员，享受半退休的生活。

罗青长陪同邓小平、邓颖超会见外宾

中共隐蔽战线发展到今天，有一些自己独特的行为守则。例如，自顾顺章叛变之后，中共情报机构就改变了以暗杀为目的的斗争路线。不少情报机构曾经试图让自己成为一个强力执行单位，美国中情局在成立之初也曾不断在东方阵营策动秘密作战。然而，猪湾事件等失败战例证明，广泛的秘密作战并不适合国家情报机关。

于是，在上世纪70年代，美国中情局开始机构改革，以生产情报产品为主要工作方向。而中国的情报系统早在建立伊始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几乎没走什么弯路就回归到了隐蔽战线的本质。反观中调部的对手国民党情报机关，长期迷恋暗杀和恐怖袭击手段，甚至迁台之后仍旧恶习不改。终于，在刺杀作家江南之后，招致美国的强大压力，迫使蒋经国承诺蒋家第三代不接班，断送了蒋家王朝。

除了工作方向之外，中共隐蔽战线并非一成不变的机构，在不同历史时期有过多次组织结构调整。

事实证明，在内部政治斗争导致调整时，情报机关往往会陷入工作低潮。基于现实环境变化而做出的改革，则往往能够获得不错的效果。例如，潘汉年等人进入情报机构之后，理顺了原有的情报关系，而且制定了更为缜密的行为规范。

从罗青长负责的“湘江案”来看，凡涉及在外国的秘密行动，外交、情报和军事等系统的相互配合是成功的关键。当时的成功，是得益于周恩来亲自负责外交和情报系统，同时其本人在军队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因此各个系统可以有效配合形成合力。

晚年的罗青长

随着近年来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必然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无论是近日发生的马航失联客机事件，还是菲律宾武装组织劫持中国人质，要取得有效的成果都离不开多部门协作，甚至需要国际上其他国家的对口业务部门配合。而现今中国情报系统还是个独立的系统，缺乏与外交和军事部门的联动。随着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建立，这个问题成为国安委要解决的事情。

同时，情报机关领导人对于业务发展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除了必须具备专业素质之外，领导者还应该有开阔的国际视野。在局势剧烈变化时，非情报系统调任的负责人，反而能成为力挽狂澜的时代英雄。顾顺章叛变之后，陈云、潘汉年和康生等人的加入，就给中央特科带来了一次重生的机会。本文的主角罗青长，也同样为非情报专业出身的情报机关主要领导。

相关：罗青长的长子罗援，出生于1950年，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人，少将军衔，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原副部长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常务理事兼国际军事分会会长。

次子罗挺，三子罗抗，四子罗振，五子罗挥，六子罗扬。罗挺为海军少将;罗振为纽约华荣集团总经理、美国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常务副会长。